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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用行为经济学解读美国的次贷危机(第3页)

我们都为计划谬误综合征所困扰,银行和保险机构认识到这一点,制定了高额罚款,一旦这类意外的(对我们来说是意料之外的)倒霉事情发生,高额罚款马上就会发生效力。同时,因为我们在签订这些金融或者保险服务合同时不会想到我们会蓄意地漏付保险费、开空头支票、漏付信用卡账单,或者超过借记卡限额透支,因此这些罚款条款,我们经常不去留意,认为与我们无关。但是当“这类事情总是发生”的时候,银行正埋伏好了等着,到头来付出高昂代价的就是我们。

与银行的这些惯用伎俩相比,那些使用次级抵押贷款的人(从定义来说是指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会在信用卡付款时作弊,拒绝偿付房贷,甚至宣告破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有些富裕的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类问题与他们无关。但是我们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我们的经济财富已经连成一体,连接的紧密程度很多人都意识不足。向信用较差的人提供次级房贷的后果,最终几乎吸干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使所有经济活动,从汽车贷款到零售消费,几乎完全停顿,甚至那些持有丰厚退休基金的人也受到很大打击。到头来,经济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有点儿像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在一小群人(例如次级房贷的贷款人)中发生的事件会给随后的其他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可怕的影响。

从个人金融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战胜计划谬误所带来的挑战呢?首先,当然是人人都要未雨绸缪,认识到下雨天比我们预想中更多、更常见。对那些已经身陷债务危机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容易,我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我们能够根除金融计划谬误。但是,我们能够积蓄一些钱作为缓冲,使我们在经济运行的道路上即使遇到颠簸也能保护自己,这样我们就可以减轻计划谬误的后果,使它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损害。

其次,我认为金融机构那些苛刻的、掠夺穷人的行规,包括对信用卡、汽车质押借款、发薪日借款强制收取高利息等做法,应该加以控制。我们应该把金融服务的成本一视同仁地分摊到所有的客户头上,而不是强迫缺少资源、走投无路的人来负担其中的一大部分,只有这样做才公平,对我们的整体经济也更有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人本来在经济上就很少得到公平对待,如果还要对他们敲骨吸髓,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

重建信任才是最佳的救市方案

2008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的亨利·保尔森对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说,除非他们立即吐出巨额资金(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手中的垃圾债券,否则美国经济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一救市方案一经提出,美国公众的矛头就立刻直指那些把他们所有的投资证券冲到马桶里的银行经理人,恨不得把他们掐死[这个一揽子救市方案最后定名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即《救市法案》),但名称不足以改变街头民众的愤怒情绪]。

我的一个朋友几乎气得发疯,他提出建立“老式的17世纪60年代的股票市场”。“美国国会不但不应该让我们这些纳税人出钱救助这些骗子,”他怒气冲冲地嚷道,“还应该把他们关到木笼子里,把脑袋和手脚露在外面。我敢打赌,所有美国人都愿意出钱拿烂西红柿砸他们!”

像我朋友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下面的一段文字是一位匿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写的,全文发表在一家激进的政治网站“公开左派”上,它很生动地表达出广大公众难以压制的愤怒:

我不禁被《救市法案》的条款所吸引,认为诸如那些向美国财政部出售以房地产抵押做担保的股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和董事长,都应该提供证明,证实他们完成了信用审核并且合格,等等。这样的条款除了会使这一行业蒙受耻辱之外,没有丝毫实际作用。我认为美国国会的这种条款简直就是幼稚的、名副其实的小孩子把戏。我倒想听听别的意见,看看谁愿意站出来,把那些坏蛋给我抓住,我要痛打他们一顿。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没有认真对待这种愤怒,仔细考虑如何重建公众对银行系统和政府的信任,反而雪上加霜,进一步加重了对公众信任的侵蚀。他们在《救市法案》中增加了几条无关痛痒的减税条款,然后强行通过。几个月以后,保尔森透露,7000亿美元中有大约12付给了银行,剩下的钱没有再用来回购垃圾债券,而且美国财政部将来也不打算再买。他没有说明理由、没做解释,甚至连一点儿歉意都没有。到2008年年底发奖金的时候,银行给自己的高管和职员发放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进一步变本加厉地腐蚀了公众的信任,毫无疑问,他们互相拍着肩膀庆贺又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

为了从更广的层面阐述信任的社会作用,我们有一个叫作“信任游戏”的实验,游戏的环境设置是这样的:你是两个参与者之一,你将和另一个不知名的游戏参与者结成一对。游戏通过互联网进行,你们始终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在游戏开始之前,实验主持人会发给你们每人10美元。你是1号游戏人,你先开始:你必须决定是把钱留下还是送给对方。如果你们双方都决定自己把10美元留下,游戏就此结束,你们可以把钱带回家,发笔小财。但是,如果你决定把钱送给对方——2号游戏人,实验主持人就会把你送出的钱乘以4,于是2号游戏人手中就有了50美元(原来的10美元加上40美元)。现在轮到他做决定了。他可以决定把钱全留下,即他可以把这50美元全拿回家,而你就会一无所获,或者他也可以决定送给你12,那就是你们每人都可以拿25美元回家。

这一游戏涉及两个问题:如果你是2号游戏人,1号游戏人把他的10美元送给了你(给你挣了40美元),你会把50美元全拿走,还是退给对方一部分,或者对半分?如果你是1号游戏人,你会怎么办?你应该首先考虑好2号游戏人会怎样做,他是否值得你信任。轮到对方决定时,他有可能把钱独吞,你的10美元就没了,你是否愿意冒这个险?根据理性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答案很简单:2号游戏人绝对不可能退还25美元,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他的个人经济利益。明白了这一点,那么,1号游戏人在开始时也绝不会把原来的10美元送出来。

简单、自私、理性的预测就是如此。不过,请你多考虑一会儿。如果你是2号游戏人,1号游戏人送给你10美元(实际变成了40美元),你会把50美元全拿走,还是会还给他25美元?或者还给他10美元?你怎样做我拿不准,但事实证明,人们总体上比传统经济学所教导我们的更容易相信别人,也更值得信任。我们对信任游戏的各种变化形式进行了研究,结果是大多数1号游戏人都把钱送给了2号游戏人,2号游戏人收到钱后,多数人也会退还给1号游戏人25美元。

信任游戏很好地显示了信任在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组瑞士研究人员在富于创新和启迪精神的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的带领下,对上述实验做了引申和扩展,不仅包括信任,还包括报复。在瑞士版的同样实验中,如果2号游戏人决定不把50美元和1号游戏人平分,1号游戏人就可以获得一次决定的机会。实验主持人在告诉1号游戏人对方决定自己独吞50美元之后,会再说:“哎,你失掉了10美元,我很抱歉。你听我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拿你自己的钱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报复。你自己掏1美元给我,我就从对手那边拿回2美元;如果你掏3美元,我就从他那里扣回6美元;如果你给我7美元,我就扣他14美元,以此类推。你觉得怎么样?”

假设你是1号游戏人,如果2号游戏人背弃了你的信任,你会拿自己的钱来让他吃苦头吗?

实验表明,多数人会利用惩罚贪婪对手的机会来实施报复,而且会严加惩罚。但是,这还不是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在1号游戏人思考是否实施惩罚时,他们的大脑正处于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机的扫描之中。大脑的哪一部分与计划和实施报复有关联呢?是大脑纹状体——大脑中与体验奖励相关联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关惩罚背信弃义伙伴的决定与快感和奖励有某种关联。还有,实验证明那些纹状体激活程度越高的人对对方实施的惩罚越重。这一切说明,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也要报复的这种欲望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而且报复是一种快感或者类似快感的感觉。

对信任与报复快感的这一分析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可以用以更广泛地观察非理性和行为经济学。乍一看,报复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刺激动因:人类到底为什么会发展到能从互相报复中找到乐趣的地步?我们这样想一下:假设你和我生活在2000年以前的一片古老荒原上,我手里有一个芒果,你也想要。你可能在私下盘算:“丹·艾瑞里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他用了20分钟就找到了这个芒果。如果我把它偷到手,再找个地方躲起来,他要想找到这个丢失的芒果所花的时间就要超过20分钟,于是,丹经过正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就会决定动身去找另一个芒果。”不过,要是我不理性,而且还是个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家伙,就会把你追到天涯海角,不但要拿回我的芒果,还要捎带拿走你所有的香蕉,那你怎么办?你还会来偷我的芒果吗?我猜你不会。报复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加强机制运作,以维护社会秩序。

报复是一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人类倾向,也不在理性基本定义的范畴之内,但它却在作为有用的机制运行着。它未必总是对我们有利,但它无论如何确实含有某些有益的逻辑与作用。

既然我们对信任、信任的破坏、报复,还有芒果有了一定了解,我们该怎样着手处理目前股票市场上的信任危机呢?信任游戏与次贷危机之间的相似性一目了然:我们信任银行经理,把我们的退休基金、储蓄和我们的房产都交给他们,但是他们却把50美元(很可能你会在后面加几个0)全部拿走。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因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我们要让有关机构和银行经理付出代价,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除了报复的感觉之外,这种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信任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构成这一理论,一旦信任受到侵蚀就很难恢复。中央银行可以采取宏伟措施注入资金,给银行提供短期贷款,增加流动性,回购以地产抵押做担保的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招数。但是,除非中央银行能重新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否则这些代价高昂的措施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无视信任问题,而且使它进一步被侵蚀。例如,《救市法案》最终通过并不是由于它更有说服力,而是因为增加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减税条款。还有,保尔森曾经请求我们信任他,购买垃圾股票确实需要7000亿美元,并且保证他会尽职尽责。我们后来知道购买垃圾股票并不需要这么多钱,也就不可能相信他尽职尽责的保证了。而且我们也别忘了银行经理们本身的所作所为,从办公室豪华装修之类的小事(美林的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花了100万美元装修办公室),到更具实质性的公司高管薪酬问题,诸如雷曼兄弟、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美联银行、美林证券、华盛顿互助银行,还有贝尔斯登公司——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都创下了新的纪录。

我们假想,如果银行高管和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信任的重要性,一切会有多么大的改观。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将问题解释清楚,找出原因,并找到措施来清理这一混乱局面。他们就不会无视公众的愤慨情绪,他们会把它作为决策的向导。他们会在《救市法案》里包含一些建立信任的成分(例如,保证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银行一定会透明化运作,限制高管的薪酬,并且消除利益冲突)。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很显然,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还没有认识到信任的重要性,但我仍然希望某些银行能够痛下决心弃旧图新——消除利益冲突,做出完全透明的榜样。这样做有可能出于道德考虑,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其懂得了解决流动性的最好方法是培植信任。让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学会用这样的方法观察世界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除非他们创建一种崭新的结构,一步步地逐渐重新争取我们的信任,否则我们大家都不可能走出经济困境。

知道“金融市场到底怎么了”对我们很重要

2008年年底,消费者信心降到了自1967年研究人员开始这项调查监测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经济也处于1967年以来的最差状况,预示着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经济状况令人沮丧是毫无疑问的,我猜测还有其他因素(有些与经济形势没有直接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失望。

上面提到的亨利·保尔森的所作所为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明白的信息:谁也弄不清楚金融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对自己制造的魔鬼束手无策。我们可能想问保尔森的是: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要采取的措施会达到什么目标?为什么他后来不再买入垃圾股票?剩余的救市款项他准备如何使用?以及,对后来的全面萧条是否能发生缓解作用?

事实证明,针对问题做出回答,这一举动本身就会起到正面影响。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处于对外界事物无法认知的环境中时,总是会做出负面反应。当外界对我们做出莫名其妙、无法预测的惩罚,以及我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1967年,两位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和史蒂夫·梅尔,把两只狗(一只作为参照,另一只进行实验)分别放在可预测条件下和不可预测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在此警告:以下描述内容可能引起爱护动物人士的不快)。在参照狗的房间里有一个铃,隔一阵就会响一下。铃响过不久,狗就会受到一阵持续的轻度电击——以它突然感到不舒服为度。幸运的是,它身旁有个按钮,按一下,电击马上停止,这只狗很快就发现了其中奥妙,学会了如何使用按钮。

隔壁的实验狗(科学家们称之为“轭”狗)受到同样的电击,但是电击前不让它听到警告铃声,身边也没有停止电击的按钮。两只狗实际受到的电击强度和次数完全相同,不同在于它们是否有机会对电击做出预测和控制。

当两只狗(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各自的条件后,研究人员开始进行下一阶段实验。这一次,两只狗被分别放入两个相同的叫作“穿梭箱”的房间里——一个大间,中间用一道低栅栏隔成两部分。隔一段时间,房间先发出警告灯光,几秒钟后,房间的金属地面会放出电流发生持续的轻度电击。这时,如果它能越过栅栏跳到另一隔间,就会躲过后面的电击。如果它能在警告灯光刚点亮时跳过栅栏,就能完全躲过电击。正如你所预测的那样,参照狗很快就学会了在灯光刚点亮时跳过栅栏。尽管它显得有些急躁(这可以理解),但似乎并没有表现得严重不安。

另外那只“轭”狗怎么样了呢?你可能期待它在受到与“穿梭箱”同样的刺激后也能够躲过电击。但实验结果相当令人沮丧:“轭”狗一动不动地趴在隔间的角落里,发出绝望的低吠声。第一阶段的实验告诉它,电击的时间无法预测,电击也无法逃避,“轭”狗把同一习惯带进了“穿梭箱”房间。实验第一阶段的经验教给它的是,它无从理解因果关系。由此来看,这只可怜的狗在后来的生活中可能会变得总是感到无助,表现出一些与患有慢性抑郁症的病人相似的症状,包括溃疡和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实验只适用于狗,其实不然,当我们无从了解自己所处环境中奖励与惩罚的原因时,实验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假设你本人在经济上处于和“轭”狗相同的“房间”里。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投资最好的方法是买高科技股票,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哗啦啦,科技股泡沫破裂了。后来,你又听说最好把钱投到房地产市场上,结果和上次一样,没有事先警告,接着,哗啦啦,房价又掉了下来。再后来,忽然间,哗啦啦,油价涨到了历史最高点,人们认为这是伊拉克战争所致,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油价却一个劲地往下掉,哗啦啦,又几乎跌到了冰点。

后来,迄今为止信用卓著的美国金融体出了问题,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作为栋梁的巨大金融机构垮了,你的投资损失惨重——哗啦啦!出于某些未经解释的理由,其中有些机构得到了救助,用的是从你收入中挤出来的税金,其他机构却没有得到——哗啦啦。后来,汽车工业的三大巨头也到了破产边缘(这倒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它们可没有像政府对银行那么慷慨大方的待遇,尽管它们要求的金额很少,就业人数却比金融业多得多。这一切的救助尝试突如其来,又花费不菲,到头来似乎是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给什么人打了个补丁,既没有理由,又没有计划。哗啦啦——砰!

这个经济“穿梭箱”是不是有点儿似曾相识呢?所有这些未做解释、朝三暮四的经济行为摧毁了我们对于周围因果关系的理解和信心,使公众成为经济上的“轭”狗。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人们常常会被形形色色不可理喻的冲击搞得不知所措,难怪消费者信心一蹶不振,萧条景象四处弥漫。

那么,作为个人,我们怎样才能从自己的习得性无助状态中解脱出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所做的研究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潘尼贝克的研究反复表明,主动地、有意识地对难解、困惑以至受伤的事件进行正确解读,这一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从中摆脱出来。潘尼贝克在很多案例中,要求病人把自己的反思写在日记里,并发现这种做法非常有帮助。这意味着,即使外部事件不可理喻,我们只要尝试从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解读,就可以从尝试本身获益。

潘尼贝克的建议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多数人却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一天24小时,我们从电视、广播、互联网上获得新闻——很大一部分由一闪而过的现场采访音像片段组成,这些东西是用来煽情的,而不是供人思考的。新闻从业人员有一句行话:“要想上头条,轰动加血腥。”也就是说,头条新闻总是骇人听闻或者最具有轰动效应的。在我看来,很多新闻主持人都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表情庄重、发型不变。听上去,他们都受过标准训练,擅长播报这些信手拈来、能引发轰动的音像片段,每隔几分钟重复一次。他们大肆渲染人们如何艰苦挣扎,如何失去家园,如何付不起房贷和保险,故事催人泪下,把严峻的经济形势用这样一幅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

并不是说这些故事无关紧要、毫无用处,但它们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或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煽情的音像片段之中(想一想我们一遍一遍地耳闻目睹这些东西会学到什么),我们的悲观情绪也会越来越重。要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应该按潘尼贝克的建议改变我们对新闻的消化方式,从被动接受改为主动对信息加以思考,进行正确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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